信徒的反调——初读徐芜城诗集《一个青年的肖像》

对面小饭店的女招待站在临街的桌子前面长久地发呆，
好像这突如其来的暴雨让她摆脱了抹布和盘子，
大白天，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一个女演员
楞在舞台边上，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卖水果的圆脸小贩坐在屋檐下翻看起侦探故事，
脚边的箩筐里还剩下十几个艳红的桃子，
这一刻，它们不再是被廉价地买来卖去的东西。
一对瘦小的农民夫妇，也许是不敢从旁边的人群里
挤出一个更能避雨的位置，于是就一点点蹲到地上，
互相扶着，挨着，蜷缩到那把花伞里面，
我看到那把小伞奇迹般地把他们从头到脚全部盖住。

　　（徐芜城《暴雨》）
　

　　在他一日之中写的三首诗中存在一个共同的词：有时。这就像是自己给贴上的一个标签，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个作者的底细，借助对他写作中出现的重复特征的观察，这种方法是有效的，那么，当我们第一次阅读一位陌生诗人的诗集时，最先也最方便进行的正是对某些共同特征的收集，比如他惯用的辞藻、分节的方法、素材往往取自哪个方位或时期、他对篇幅长短的驾驭能力、他的私淑。
　　第二步对读者的考验是，一个频繁使用的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把方法论解释清楚。比如，“有时”屡屡运用，到底是好是坏，是诗绪的风起云涌还是诗意的原地踏步？在我看来，这个词确实能够在解说他的写作风格方面变得伶牙俐齿，它跟其他一些看起来次要的词联系在一起：偶然、梦、灵魂。不一定每次都携手演出，但是，在其中一位演员徘徊之际，看客总能看到他是其他角色的化身。
　　不光是他常常用到“有时”这个词，我们也爱用，也许他和我们一样，有时都不去思考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怎样的契机，或是它能够创造几种形态的良缘。如果读者没有点明，而且作者也没察觉对一个词的偏爱已经过分，这个词就延滞了一次自我发现的机会。当我们在一首诗的开头立即用到“有时”时，写作的伦理跟它所针对的素材、现实、感受出现了何等的差别？为何我们要单挑一个特殊的、貌似偶然的时间来撕扯诗的布料，而不是力图一次展露写作前夕和当即思想湖泊里无尽的风浪？“有时”立于诗的开端，很容易造成碎片印象，从策略上看，它沾带着讲故事的口吻，类似于“从前”这个始作俑者。这个时刻，时间的堤坝似乎裂开了缝隙，他致力于裂缝的修复与流速的测算。也许，他会连用两个“有时”来达成时间意图上的平衡，把对时间领域的缩小趋向转变成在一种对比状态下的举例说明，进而，变成了一种修辞安排，再也不让读者觉得他占了时间全局的便宜，或者是他投机取巧地把无形的时间变成了利于倾诉的时间漏斗。
　　当“有时”这个词安排在诗中不明显染指于开端或结尾的地方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河湾：从湍急的洪流中顿然获得了片刻的安宁，就好比嵌入墙壁的一只随时可供启动的按钮。每个作者都有必要去回顾一下自己在半中腰用到“有时”这个词是出于什么考虑，它被替代的可能性大不大，它算不算从定势中挣脱出来的有意性或偶然性。
　　如果我们在诗的最后一行，碰到它，会不会觉得它不适合担任这首诗的闭幕人？我们现在闭门养神，想一想哪几种情况下，它会现身于尾声。对于一位趋向老练的诗人来说，经历过“有时”三种位置上的反顾，关于诗是一个怎样的临时空间，就可能有更多侧面的印象。如果我们说一位作者写诗的口气跟卡瓦菲斯相似，或者是，他也怀着卡瓦菲斯的相思病，这种观感其实也提供了一对榫卯：供彼此相互作用，探寻一个当代诗人与一位早期诗人的关系出现恶化的征兆在何时。
　　这本四十二页的小诗集（“副本”制作，2010年7月），编选者没有选入他的《光辉》一诗，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失察。在那首诗里，他确实显露出卡瓦菲斯对他的影响力到底如何。但也不妨碍读者从这些页码中猜测作者写作前后各骑一匹怎样的野马：从哪里来——观察其学派渊源，根据诗末签注的写作日期的先后来了解时间的叠加给他带来什么帮助；到哪里去——以这些诗的写作态势以及它们形成的诗学意见，来判断他适合攀登怎样的一座高峰。
　　他善待“他”这个第三人称结出了善果：多了一对眸子来反观写作中的那个人，并常常提供改过自新的见解。当他在描写人寰的一枚皓月时，免不了设想“在蜗牛的世界里”月亮会是怎样的含义；当他说一些人就要醒来时，立马回馈的句子就是一些人正要入梦。这种相互照顾的互助社在他的诗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他左右了他的左右之际，他的左右幻境也在左右他这个人。
　　他的一些篇幅较长的诗，看起来还缺乏锻炼，显得后劲不足，在节奏感上容易脱节，既不能满足叙事的欲望，又断了章法的后路；而一个句子超过二十个字，所形成的反感看起来还不构成一个写作的新方案。在写作的素材方面，见其凌乱，似乎意识上还没来得及准备玲珑的筛子。野心较大，通常不算是坏事，但步子失之于宽阔就有时不免显得踉跄。他或有两条自救方法：其一，就某一对象写上五六首诗，却非组诗的前后搭配，而是诗与诗的相互搏斗、施予；其二，跳出冥思的小圈子，挣脱“有时”的紧箍咒，从其他陌生的题材上练就非凡的筋骨。比如《暴雨》这首诗的拼凑与连贯之法，既可以是从“女招待”到“卖水果的圆脸小贩”，再到“一对瘦小的农民夫妇”，也可以是从女招待的眼里看世界，或单写这个女招待，或颠倒次序，恢复避雨人群所面临的同时性特征，以另外的写法来祛除一首诗里盘踞的顽念，而从观念上还可以考察为何“一对瘦小的农民夫妇”的形象可以凭借一把小伞为一首诗输送最后的成分，如果这对夫妇、这把小伞安排在诗的开端，又将产生怎样的修辞效果？作为当代诗人，我们确有必要警惕着对“瘦小”、“农民”的理所当然的同情，尤其是当它们位列诗的某个位置时，我们为何突然意识到那个地方已经称得上尾声：我们为何要在它们的咫尺之外终结一首诗对天涯的遐思？